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密切各国经济合作，还需要充分利用文化形态转化，提升中国国际认同以提供政治保障和社会支持。当前，我们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视野和理性工具，遵循利益、制度、价值认同原理，创造性发挥中国先进意识形态的服务性功能、防御性功能和建设性功能，构建人类利益责任命运文化共同体，能够使“一带一路”构想在达成经济目标的同时，助推中国国际认同，实现其之于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价值目标，大大提升我国的世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自信。
“一带一路”让各参与国了解中国的“和而不同”
“一带一路”是中国承袭历史文化资源和符号而形成的伟大创造，贯通古今，联通中外，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求解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视野，能够清晰确证“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际认同的深层关联。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主要作为一个经济合作计划，解决公共产品不足与生产过剩的双向问题，客观上正解放和发展着区域生产力，改变着沿线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国际经济生态，必然会形成与之适应的思想观念体系。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首倡国，在具体框架设计、规则安排、互动机制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必然要承受各参与国的主观价值评论，集中表现为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认同与否。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在实践中根本不可能人为“去政治化”，成为一个纯而又纯的经济概念。各国对中国的整体态度也已然成为其对“一带一路”建设认同与否的一个指针，因此，中国国际认同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侧面。
当前，国际国内格局进入“三期叠加”（国际格局处于加速转型期，面临力量对比重构期、大国关系动荡期和规则之争加剧期；中国国内面临改革攻坚期、发展机遇期和社会风险期）的关键时期。“一带一路”建设正是在中国步入内涵式发展新常态、全球经济整体疲软、广大亚非地区经济增长潜力大但工业化现代化程度低等三个大背景下提出的洲际整合发展倡议。就中国而言，国际市场的扩大、产业结构的调整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只是一个方面。以全局思维和发展眼光来审视，“一带一路”建设的长远目标和价值指向必然是通过经济和技术输出，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理念和中国整体形象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进而创造更安全的国际政治环境，为中国的全面崛起释放更大空间。
从历史根源上看，人的思想意识“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又反过来为生产和交换服务，就像社会大气层弥散和渗透于社会之中，“甚至在经济基础中，也都渗透有意识形态的因素。”面对复苏乏力的国际经济颓势和现有世界秩序的种种局限，“一带一路”倡议应时而生，尝试打破贸易壁垒和市场界限，促进经济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充分利用，推动欧亚非洲际经济繁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遭遇和生活方式，造就了多样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思维传统、精神境界和行为模式，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技术输出国，让各参与国了解和认同中国“和而不同”“和平发展”“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政治主张，以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建设理念，是减少误解和猜疑，增强政治互信、经济合作的基础。只有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整体认同，使各国主动采取直接或间接手段积极推动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文交往，才能将“一带一路”建设推向纵深。
“一带一路”强调沿线国家共筑利益共同体
本质上讲，中国国际认同是各国基于本国利益判断之上的一种思想情感认同，同时遵循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的三层次原理。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既要在更宏大的视野中遵循意识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必须从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视角增强这一特殊的情感认同。我们要明确“一带一路”建设要促进区域国家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推动形成中国国际认同而不是政治同化，应首先强调沿线国家共筑利益共同体，共商共享共赢。
第一，以国际联合和物质手段拉紧利益共同体。首先，坚持利益共同体原则，拉紧相互利益纽带。低着点入手，先易后难，加快推进示范性、标志性早期合作项目，尽快取得阶段性成果和经济效益，坚持小国先试先行，打造“一带一路”海湾珍珠链，以强大的物质说服力从根本上粉碎意识形态领域的挑衅和怀疑，以增强中国国际政治认同。其次，加强“一带一路”五大合作重点领域的国际合作，着力深化安保合作，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坚决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携手打造“和平丝绸之路”。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有效回应国内外思想意识领域的贬化、矮化、非化、西化冲击，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思想稳定，为经济、政治安定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首先，欢迎和推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与中华文明对话交流，批判地吸收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合理成分。其次，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增强自身文化吸引力、凝聚力和防御能力。
不同的制度形式和制度文化因其理念的不同而不可避免地引发沟通和合作障碍。21世纪是一个发展的世纪，是一个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纪，没有哪个国家能单打独斗“突出重围”，或是“独善其身”。在经济、环境、安全等问题突破一国界限成为全球性问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应该并且可能通过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来强调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实现不同制度间的包容性认同。
第一，智库研究先行，对症下药消弭“意识形态颜色输出”误解。首先，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文化，并贯穿于“一带一路”合作全过程。努力推动“智库时代”到来，整合各层次智库、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力量，针对各合作国开展涵盖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的专门研究，尤其是印度、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尼等周边国家。其次，在官方和民间外交中，着重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坚持“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中国是倡导国而非主导国，“一带一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
第二，注重制度革新，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努力实现国际视野、时代触觉和中国情怀的统一，传播和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首先，中国要大力倡导人类责任共同体意识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争取“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其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
责任编辑：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