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2019年，罗振宇在深圳说，面对抓不住的“小趋势”，用自己的超级确定性和长期主义来对冲外界的不确定；跨入2020年，他在上海说，面对“那些改不了、夺不走、丢不掉的”基本盘，躬身入局，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变成解决问题的关键变量。

跨入2021年，罗振宇要讲“长大以后”。他说，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规模变大之后的问题，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人、中国经济、中国文化在现有规模下的境遇，这是我们这代人一定要做的事情。在光谷网球中心的舞台上，会有什么金句自武汉发出？

长江日报独家专访罗振宇，提前探问他对武汉的私人观察。

■ 武汉是2020年中国人凝心聚力的“精神图腾”

记者：今年的跨年演讲落地武汉，可否理解为武汉迎来了时代机会？您能否讲讲您对这个城市的判断？

罗振宇：今年，2021“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在武汉举办，核心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疫情大幅度地提升了武汉这个城市的关注度，它几乎成为2020年中国人面对危机凝聚在一起克服困难的精神图腾，一个时代的符号。所以2020年这个特殊的一年，重大活动的举办方都会考虑落地武汉。

另一个原因是源自我和团队的一个真实感受。2020年中国经济生态在发生巨变，跟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我国正在推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过去40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沿海为发展龙头的经济格局，原因很简单，中国接入到全球的产业链当中，是以开放来带动国家发展，所以沿海和内地的差距实际上是在不断拉大。过去40年，武汉相对而言没有处在整个经济格局中最中心的位置。

但是过去一年我走了几个城市，包括武汉。升起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此前的“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变。今年以来，有一个现象是：年轻人渐渐不那么在意必须得到北上广深生活。这背后是多重力量的叠加。过去我们这一代人那么向往一线城市，老说大城市文化生活和基础设施好。但是现在年轻人的文化生活很大程度上依托互联网，不同城市带来的文化生活的区别越来越小，基础设施发展差距也在缩小，所以在中国内陆城市生活体现出来的发展机会和幸福感，已经在逐渐追上沿海。中国经济版图的内部正在加速演化——比如昆明的价值，成都的价值，西安的价值，更不用说武汉的价值，每个地域都会带着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地缘优势，在整个中国的生态里面凸显出来。

武汉除了拥有地缘优势和独特的资源禀赋，很多人并不知道武汉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武汉是中国大学生最多的一个城市。过去我们常讲的“人口红利”虽然快消失了，但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规模很大，有知识含量的劳动力的成本还是比欧美、日本这些发达地区要便宜很多，这是我们的“人才红利”。武汉这座城市毫无疑问手握丰厚的“人才红利”，将在未来迎来新的时代机会。

■ 犹记30年前在磨山听武汉“万物生长”

记者：您已经预告我们，今年会讲“长大以后”。这个主题是从哪些主题中被确定的？怎么确定讲它的？

罗振宇：今年的“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的主题，我们不打算用一个概念来定义2020年，我们想描述的是看待这一年的一个视角。选定“长大以后”这个视角，其实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我们很多人都感受到2020年是充满了意外和悬疑的一年，像一部悬疑剧的开始，后面发生什么，充满了不确定。但其实换一种视角来看，有一些东西是确定的：这么多挑战之所以出现，其实是因为这个国家长大了，如果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是突然变得这么大，美国的打压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到来。2020年的底色，实际上是中国变大变强之后的结果。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规模变大之后的问题。

第二层意思是我们去年就有这样一个判断，不管你现在多大年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是改革开放的一代，改革开放40年了，这一代人也长大了。这一代中国人的心智也在从少年心态逐渐走向成熟。

第三层意思是我、你，咱们都长大了。我曾经在武汉读大学，我在武汉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长大阶段，这是我长大以后回到武汉的第一场跨年演讲。我还记得我上大学那一天，我爸妈送我去华中科技大学，在武汉的头一晚，我们住在学校附近的招待所，我爸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今天这一晚对你的一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我说：“就是上大学了。”他说：“对，上大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社会不再把你当孩子看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独自骑自行车到磨山植物园，那是一次雨后，第一次听到万物生长的声音，那是竹子在拔节，噼噼啪啪，喧闹得很。咱们这一代人，生活在全新的技术基础之上，这个基础至今没有定型的迹象，不断在爆发。作为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代人，注定不断感受“长大”带来的欢喜和苦恼。

记者：离开武汉30年，城市变与不变的分别是什么？

罗振宇：武汉这个城市一直是值得骄傲的，大武汉九省通衢，“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作为一个独特的中心地理位置，武汉拥有独特的人文、历史渊源。 

武汉这个城市它给我带来的感受很特别，它就像自身的地貌冲积平原那样，时刻充满了流动和沉积。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去看博物馆里的楚文化，那些从地底下刨出来的东西都古老得不得了。在武汉，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文化底层，特别古远的东西、近代的东西、全新的东西，一层一层清晰可见。

不仅如此，我觉得武汉最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其实它没有所谓的变与不变，每个时代，武汉这个城市都会冲出来扮演某个辉煌的角色，在时代的浪潮之巅出现。

2020年，武汉一下子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再加上前面提到过的武汉的“人才红利”，我感受到的一个关于武汉的变化是，我身边很多人都起心动念，想要把事业更多地放在武汉。我们“得到App”也在筹备武汉的得到学习中心，打造城市的知识地标。

■ 武汉能否见证更多从0到1的奇迹？

记者：您总是提示我们去关注一些“新物种”，能否预告一下今年的“新物种”是什么？武汉跟上趟没有？

罗振宇：2020年我感受强烈的一点是，从0到1创立一家公司，门槛变得更低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善，给从0到1建立起来新的商业机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武汉光谷成为一座朝气蓬勃的、经济繁荣的庞大新城，武汉有那么多大学生、那么多创业者，蓄势待发已久，结合未来双循环的方向，武汉将成为一片商业的热土。

也希望武汉的朋友们通过长江日报、“得到APP”等，把这里发生的新鲜事物随时告诉我，我期待随时回到我的母校我的第二故乡来请教这片热土上新的变化。

长江日报记者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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